IPP评论是郑永年教授领导的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稳中求进”为主题，这也预示着2017年中国经济将会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摘 要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最有可能为6.7%，低于2015年的6.9%。而2017年，由于受到许多国内因素的制约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不确定性因素，预计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6.5%。
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7.7%，正式结束了其两位数高增长的时代。中国通过让其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每年只以零点几的百分点下降，显著地控制了其经济增长的减速。
这主要是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促增长的政策干预，而这也导致了贷款和信贷的过度增长。
政府随后意识到这种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中国开始修改其政策方向，将经济逐渐放缓的L型模式作为经济的新常态，并将将其宏观经济政策由需求侧管理调整为供给侧结构改革。
供给侧改革政策仍然侧重减少过剩产能和减少杠杆。它的长期目标是发展以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经济。
到2016年的下半年，政府在采取措施给房产市场降温的同时，密切关注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2017年，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大的阻力，以及更大的外部不确定性——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的敌对经济政策引发。
2017年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党的“十九大”将于11月份召开。北京希望能看到相当强劲且稳定的经济增长。
所以，2017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以“稳中求进”为主题，这也预示着2017年中国经济将会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01
1991年以来最低增长率
2016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7%。最后一个季度的增长势头持续保持稳定——制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和零售额持续上升，由此可以得出2016年的整体增长率约为6.7%，低于2015年的6.9%，这也是国际上大多数分析人士的共识（图1和图2）。
然而，2016年的增长率是自1991年以来最低的，而2017年，受中国自身国内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进一步放缓至6.5%，加上国际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萧条，这一数值可能会更低。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继续放缓，并会面临更多新的挑战。
自1979年邓小平市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在三十多年里取得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1979—2015年间平均增长率为9.6%。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大型经济体能在这么长的时间段内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
不过没有任何高增长是可以永远持续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曾有过二十多年的高增长，然而，它们的高增长结束得相当突然，首先跌至4—5%，随后至3—4%。而中国能持续如此之长时间的高增长，是因为其体量更大，有更多的内部动力来推动其增长。
不过，日本及其他东亚经济体以发达经济体结束了其高增长，而中国则以中高收入经济体结束其高增长，中国的人均GDP在2016年仅为52,658元人民币（比1979年时高出125倍），抑或相当于8000美元（当时的汇率）。
相比之下，日本在1965年就跨过了10,000美元的发达经济体人均GDP门槛，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在1992年达到了这一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仍具有内在的增长潜力，特别是以需求的角度来看。
由上述所说可知，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是有其独特的特点的，即为一个逐步减少增长的过程。2012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以7.7%的增长率正式结束了其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率，比2011年的9.5%仅低了1.8个百分点。
02
成功控制放缓速度
对于决策者来说，增长动力的丧失最初是不明显的，他们仍然坚持希望通过促增长的宏观经济干预来维持高增长。因此，到2013年结束时仍有7.7%的增长率，与2012年没有多大变化。
然而，增长放缓的脚步于2014年开始显现，那时中国的主要增长动力——固定投资和出口显然已失去了增长潜力。因此2014年的增长率为7.4%，比上一年度下降了0.4个百分点，2015年增长率为6.9%，又下降了0.5个百分点。
中国在2016年的增长率为6.7%，比2015年仅下降了0.2个百分点。这或许会让人认为，这样一个稳定放缓的过程，表明中国的经济仍具有隐形的增长潜力。政府积极的促增长的政策也减缓了经济放缓的势头。特别是李克强总理不愿接受中国经济的低增长。他曾许诺达到“保7”的增长目标。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保持一定高的经济增长率以保护就业，促进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国首先通过将其经济保持在高位然后让其逐渐下降，成功地控制其经济增长放缓的速度。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几年里保持在7%左右，这是区域乃至全球最高的增长率。
此外，经济增长由复利率的原理来支撑。所以，2016年6.7%的增长率，由于具有较大的GDP基数，因而生产出比2015年6.9%的增长率稍多一点的GDP。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几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逐渐下降并没有明显降低经济活动的水平，因此对就业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仅在2015年，中国就创造了13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足以满足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了。
03
成功控制背后的代价
但是，中国以这种渐进的方式控制放缓也付出了代价。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历来由信贷和贷款（称为社会融资总量或TSF）的急剧膨胀支持，TSF近年来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近年来政府的促增长的政策干预进一步推动了信贷和贷款的爆炸性增长。因此，到2015年底，中国的TSF达到GDP的200%左右，总债务占GDP的250%。中国经济因而在银行信贷和贷款方面过度杠杆危险过头了。
到2016年第二季度时，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和巨大不确定性时，这一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中国的决策者们开始意识到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政策调整。据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分重视这一方向的调整。
事实上，习近平似乎是其同僚中第一个公开支持中国经济放缓的人。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公开回应了对中国经济放缓的任何不必要的担心，称“实际上并非那么可怕”。
习近平认为，中国在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7%，这一年中国增长的GDP相当于1994年一整年的GDP。他清楚地知道经济增长的算法，他所想要表达的是，中国所谓的经济放缓实际上仍是非常强劲的增长，没有必要用无根据的政策干预来推动它。
04
“权威人士”的批评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匿名“权威人士”的专访报导，习近平公开批评以前的需求管理刺激政策，即通过人为地支持信贷和贷款扩张支撑的增长。
对于习近平而言，这种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他明确表示倾向于较低但可持续的增长，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各种供给侧结构改革。这将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现在过度生产、过剩产能和过度杠杆化的经济困境。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也指出，中国在下一阶段结构改革期间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平稳的，处于L形轨迹而不是“V型”或“W型”模式，即不会有受人为需求刺激的短期反弹。因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经济正在进行关键的宏观经济重构和再平衡，经济增长将逐步降至“自然增长”的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将专注于供给侧结构改革，如果成功，这将为“新经济”的出现和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动力。从体制上讲，这意味着从农村、金融、财政到关键的国有企业部门都进行各种经济改革。
从技术上来说，中国下一次增长的迸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育创新方面的成功，这最终将产生更高的生产率增长。这就是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低增长“正常化”的方式。
05
需要顶住更多的国内阻力
在制定好近期低增长的新常态战略后，中国的经济决策者们在2017年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首先，中国经济现在正同时经历着几个关键的转型：从外部需求驱动转向国内需求驱动；从制造转向服务；从投资储蓄转向消费；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和更为增值的活动。决策者必须扩大和调整政策，以解决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和摩擦。
其次，正如2016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开始稳定，房产市场变得过热，这带来了新的房产泡沫的威胁。事实上，自2015年初开始，中国的房价就一直稳步上升，房市通胀迅速从一线城市扩张至二线城市，并随后延及周边城镇。
2016年前11个月房屋面积增加了24%，销售额增长38%，政府对这种潜在的泡沫状况警惕起来，并迅速指示个别城市采取合适的措施遏制这种资产投机。
可以预见，房产降温措施对于本身供需情况不同的城市并不一定都有效。房地产繁荣在增加投资和推动更多收入和就业机会方面，通常对当地的经济增长有利。而不足为奇的是，很多正常的商业投资被转移到了房市投资。
供给侧结构改革关键的政策目标之一，是需要减少过剩的产能（4500万吨钢铁和2.5亿吨煤炭），承担金融去杠杆，包括采取措施收紧债券市场以及清理许多理财产品。
2016年的总体成果是相当复杂的。通过行政措施多个行业的过剩产能的确是减少了。然而，生产并没有大幅削减（钢产量仍然上升），特别是在一些商品的价格回升之后。而房市虽然在中心城市依旧繁荣，但在三线、四线城市的房市供过于求的情况仍然严重。
而去杠杆的努力却收到不尽人意的结果，2016年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15年的240%左右上升到了255%。不只是企业债务（构成主要的债务负担），家庭债务也在上升。政府通过债转股等方式，使债务和不良贷款在证券化上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政府总体上避免了激烈的行为，如大规模地注销坏账或关闭亏损的国有企业。
去杠杆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因为，政府仍然希望经济增长的减速能放缓一点，使经济增长能逐渐地下降。政府处理债务状况的政策仍然是“先发展，后解决”，基本上这是寄希望于未来的经济增长能消化债务。国外分析人士年复一年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中国政府显然认为，尽管利率上涨会加重其债务负担，但其债务问题并不会立即爆发。
06
十九大与经济决策的压力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的债务水平与美国大致相当，但低于欧盟和日本。此外，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国内债务，这将保护中国免受外来债务危机的影响，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大量债务负担是对经济增长的严重负累，使得政府难以进一步扩大贷款和信贷，通过宏观经济刺激经济增长，就像制造业的过度生产和过剩能力一样，难以使新投资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在外部经济方面，人民币日益增长的压力是2016年其他政策遗留问题的另一个挑战。由于2016年第四季度美元汇率走强，人民币再次面临强劲的下行压力，到2016年已经贬值了约7％。这导致了资本外流增加，造成严重的贬值预期，这就又导致更多的资本外流和更多的贬值压力。
鉴于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再加上外部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国2017年的经济增长预计将降至6.5％，甚至可能更低。然而，2017年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五年一度的“十九大”将在2017年11月召开。
所以经济决策者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需要在2017年实现相当强劲且稳定的经济增长，并且应该是以稳定性为主。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必须仔细权衡不同目标之间的平衡，并协调各种不同的政策，以实现“稳中求进”的总体目标。
政府目前的政策困境在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稳中求进”上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进”指的是经济增长，而“稳”不仅包含社会稳定，也包括经济与金融稳定。
会议在回顾了2016年在“新常态”下经济与社会进展总体令人满意后，制定2017年新的工作计划。总的来说，尽管存在之前提及的一些遗留问题，但会议对2016年供给侧改革在各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
困难和困境在于确定2017年的政策选择，这涉及在各政策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政府已明确表示将继续推动减少产能过剩和去杠杆以及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些措施主要有利于未来长期的增长，而非快速解决问题。事实上，大多数的改革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平衡短期的阵痛和长期的利益。
07
2017年的挑战
看起来2017年保持合理的高增长比以前更具挑战性。多年以来，中国的GDP增长靠三个动力来推动：国内投资、国内消费和出口。要达到一定水平的增长，中国的决策者过去常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摆弄各种投资（如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措施。
然而，这种“需求侧管理”现在受到了需要维持一定的财政平衡和遵循谨慎的货币政策的限制。无论如何，过度的国内需求刺激的任何额外增长都将引发资产通货膨胀并破坏“去杠杆化”的政策。
至于外部需求，近年来出口增长持续下降，现在已是负增长（2016年为-6%），其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然被削减。在2017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出口部门的工作甚至都没有被纳入中心政策的讨论中。
2017年随着全球经济持续疲软，外部因素也会成为导致中国经济不稳定的潜在来源。这种不确定性会随着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而进一步增加。
＊本文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微信ID：IPP-REVIEW）客座教授黄朝翰。黄朝翰教授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学术所长，著名经济学家。
翻译：严灏文
编辑：IPP传播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拥有一支以郑永年教授为领军的研究团队，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微信ID：IPP-REVIEW
国家高端智库
中国情怀 国际视野
发表评论